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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智能化更需企业家精神

“工业智能化发展依赖市场力量也许比依赖产业政策更为合理,产业升级最本质的需要还是企业家精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董志勇近日在第二届北大创新论坛上如是说。

政府的“手”是有形的,更是有限的。董志勇表示,市场经济的良好发展,需要政府的合适引导,政府应当在最需要行政效率的政策上施加影响力。学界和产业界欢迎政府针对智能工业和产业升级的顶层设计制定相关政策,但不宜死守计划思维进行探讨和决策。

当前,在全球分工竞争合作的大背景下,国家经济竞争力几乎等同于一国的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由于智能工业具有产业灵活多变、要素专一性高等特点,依赖市场力量也许比依赖产业政策更为合理。

提高全球价值链排位

近年来,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迎来了爆发。全球价值链是一种产品从设计环节到最终报废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创造价值的全部活动的组合。

在全球价值链下,单个产品拆分为各个工序在全球之间分工生产,企业直接面对面地进行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与合作。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制造业的竞争力几乎完全可以被该国位于价值链上的跨国企业竞争力来代替。

“这种以产品为中心轴的跨国性生产组织活动,非常重视产品链上的增值环节,同时也很看重价值链中各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利益分配。”董志勇说,“一国在价值链上排位越高,希望获取的附加值就越大,有且仅有靠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来实现。”

那么,如何提高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排位?工业智能化是一种可选路径之一。董志勇表示,随着人力资本价格的进一步提高,产业升级需要进一步优化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组合,发挥组合的最大优势。工业智能化能极大地发挥生产的规模效益,迅速提升全球价值链排位。正因如此,当下全球范围内正掀起一场工业智能化革命。

科技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副司长杨咸武表示,现在制造业发展一个最重大的趋势就是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同时也延伸出一些新的需求,例如生产高度自动化、产品个性化、经营管理精细化等。

杨咸武表示,我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形成了一批具有核心技术的重要装备产品,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世界级制造企业,制造业领域申请专利科技创新也非常活跃,初步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

“我们将来的工作着力点应该放在:攻克关键技术,研制重大系统和装备,打造一批智能设备、智能生产线、智能工厂、智慧企业等不同层次、不同行业的示范上,形成可复制的解决方案,培养一批技术集成服务商。”杨咸武说。

要做“聪明”的企业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杨学山看来,工业智能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企业必须要有两种能力,一是工业能力,二是信息化能力,更重要的是将两种能力融合。智能制造或工业智能是工业发展综合能力的体现,是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要把建设企业高质量数据链放在突出位置。

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贺志强对此就深有体会,“过去这么多年,联想集团在数据智能驱动产业变革的实践过程中,深刻意识到大数据、数据智能带来的产业影响是巨大的。”据他介绍,联想还制定了“三波战略”,在巩固原有的PC业务的同时,大力发展数据中心业务和数据智能服务平台,并且将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设备+云”“基础设施+云”战略作为联想在未来持续保持竞争力的核心。

“数据智能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数据本身蕴藏着无限价值,企业必须构建实现数据智能的路径,这就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联想集团副总裁、首席研究员田日辉从联想自身实践的角度表示,上述核心表现为两个层次:一是把数据以最高效的方式整理组合起来;二是以敏捷的方式挖掘它的智能及这些数据本身的价值。

目前,联想大数据团队已经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平台和分析平台,服务包括钢铁、汽车、金融、医药等行业的众多客户,同时对数据的价值挖掘真正提高了企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

“未来的发展,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人的连接,也包括物的连接、物联网世界的连接及连接带来的大数据,大数据带来的数字智能,这将对所有行业产生深刻影响。”贺志强肯定地说,“未来能真正生存的企业一定是深刻认识到数据智能、工业智能会带来变革和效率,并把它们用到极致的企业。”

在杨学山看来,聪明的、有远见的企业都在规划信息的积累,甚至在抢信息,把生产线、产品服务都变成企业的信息能力,再改造成为企业发展的能力。

如何成为聪明的企业?杨学山提出“五部曲”:生产过程的智能、管理过程的智能化、企业整体智能、供应链的智能、生态链的智能,而在上述路径中还有三个必要条件,就是技术基础、管理基础和市场竞争。

须顺应市场的力量

为推动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国家也出台了很多扶持政策,但董志勇强调,在市场能很好发挥资源配置功能的地方,政府应该放手,给市场多一些活力。

“产业政策需要的是顺应市场,而非改变甚至扭曲市场,因为市场前进的方向是被产业不断升级创新的焦点所引导的,而后者往往是难以预测的,这才是创新最本质的定义,一定不要迷信产生政策的作用。”董志勇说。

在董志勇看来,政府和市场二者存在界限,在各自领域发挥正确价值,各司其职,共同推动经济发展。这一界限在智能工业与产业升级的问题上同样适用,在确立好了发展方向和发展纲领后,政府需要给予市场的主体,也就是制造业企业足够的灵活性,要它们彼此竞争,同时也参与世界范围内的竞争。

董志勇表示,经济现实的复杂程度使得产业政策的效率在自然地降低。既然如此,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大背景下,要寻求竞争力的提升,还是需要依靠市场主体来发挥作用。

“一定程度上,市场力量的良好体现就在于企业家本身的特质上,需要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董志勇称,现今经济复杂程度之高、经济运行主体之多都使得既定的经济或者商业逻辑每时每刻都在发挥着巨大的变化,那么应对的策略自然也要求高频和灵活,以往的寄希望于躺在优惠政策上睡大觉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近年来,杭州通过海外人才、高技能人才引进政策,对省外人才的吸引力在显著提升。在董志勇看来,这些都是顺应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的良好结果,深圳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

“我们欢迎政府针对智能工业,针对产业升级进行顶层设计,但是我们反对政府对于这一领域,尤其是其中部分技术性环节的过度干预;我们欢迎政府制定顺应市场力量的产业政策,这样更加凸显市场主体的行为,但是我们反对阻碍市场自由,扭曲激励,甚至产生寻租套利空间的产业政策;我们欢迎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智能工业和产业升级建言献策,但我们反对抱着某些所谓的信仰,死守着‘计划思维’进行探讨和决策。”董志勇最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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